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狂欢节是几月几日(中国的狂欢节是哪一天)

元宵节传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了。在元宵节期间,全体社会成员不分男女老小走出家门,涌上街头,一起赏圆月、看花灯、猜灯谜、放鞭炮、舞龙灯、耍狮子、踩高跷、划旱船、扭秧歌、游九曲、唱百戏,万民同乐,官民同俗,普天同庆,载歌载舞,把春节推向最后的高潮,奏响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,展现出一幅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的全民狂欢的风俗画卷。

于是就有了“元宵节,闹花灯,人们个个都欢腾。大街小巷做花灯,满街都是红灯灯”的狂欢气氛,就有了“正月十五闹元宵”、“正月十五闹花灯”的说法,一个“闹”字,道出了元宵节的自由奔放、轻松浪漫、欢腾火爆、热情似海,也道出了元宵节与其他传统节日的不同之处,点出了元宵节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狂欢节的特质,是古代中国惟一全民狂欢的传统节日!

狂欢节是几月几日(中国的狂欢节是哪一天)

狂欢节是几月几日(中国的狂欢节是哪一天)

我们说元宵节是古代中国全民参与的狂欢节,是因为她突出表现在“五性”上。

首先,它突出表现在元宵节活动主体的广泛性上。

狂欢的主体绝不是几十几百个人的事情,没有成千上万的聚集在一起,是不可能出现狂欢这种事的。因此。狂欢的第一个特质就是参与主体的广泛性。古代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、官民有别、男女有界的专制社会。州官可以放火,百姓却不一定可以点灯。男人可以三妻四妾,女人却只能三寸金莲。但在元宵节的欢庆中,不论达官贵人、富家子弟,还是贩夫走卒、引车卖浆者,也无论是男人,还是女人,城里人还是乡里人,都可以一视同仁的参与同乐。从汉文帝开始,无不要求与民同乐,不分男女,一律平等。“都城灯市春头盛,大家小家同节令。姨姨姥姥领小姑,撺掇梳妆走百病。”“官衙烧火银树花,巧藏故事、生禽,炮杖声震不绝。乡落男妇二三十里者入城聚观。”(明代正德年间《琼台志》)就是对当时元宵节参加人员的记录。平时被限制在家的古代妇女也可以自由出门游玩。一个反面的典型就是宋代的司马光。元宵夜,他夫人打扮好准备出门赏灯。司马光问:“家中点灯,何必出看?”夫人回答:“兼欲看游人。”司马光说:“某(我)是鬼耶?!”这是一个多么没有自信心的男人啊?地球人都知道,中国女性历来是被封建社会礼教束缚的群体,但在元宵节其间,也暂时获得了走出家门的自由,成群结队游街赏灯,尽兴参与到元宵节的狂欢中去。在唐朝,不仅平常深锁宫闱的宫女们可以盛装游乐,长安郊县的少女少妇们也可在灯轮下踏歌三日夜,“欢乐之极,未始有之”。元宵节允许民众特别是女性自由娱乐,官民无别,男女一样,共同欢乐,尤其是“妇女出游街巷,自夜达旦,男女混淆”的狂欢,不仅是古代社会针对过分严格的礼法制度而释放的一条发泄渠道,更是确保元宵节参与主体广泛性的重要保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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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,它突出表现在元宵节活动内容的奔放性上。

狂欢就是纵情欢乐。唐朝诗人苏道味在《正月十五夜》写道:“火树银花合,星桥铁锁开,灯树千光照。明月逐人来。游妓皆穠李,行歌尽落梅。金吾不禁夜,玉漏莫相催。”人们吃汤圆、观花灯、猜灯谜、闹花灯、放烟花、踩高跷、划旱船、耍龙灯、舞狮子、扭秧歌、唱百戏、走桥道、打太平鼓等等,各种欢庆的娱乐活动应有尽有,眼花缭乱,高潮迭起。在节日里,人们放下平时规矩,打破礼法秩序,全民出动,平民百姓与达官贵人摩肩接踵,所有的欢乐尽情释放,所有的娱乐尽情展示,“金吾弛禁,特许夜行。………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, 无不夜游。”元宵节纵情欢乐、奔放、欢腾、火爆的特性展示得淋漓尽致。“宝马雕车香满路,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”,把元宵节活动内容的丰富多彩和奔放写得历历在目。宋代“灯火家家有,笙歌处处楼。”“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,星如雨。”明代“有灯无月不娱人,有月无灯不算春。春到人间人似玉,灯烧月下月如银。满街珠翠游村女,沸地笙歌赛社神。不展芳尊开口笑,如何消得此良辰。”清代“花间蜂蝶趁喜狂,宝马香车夜正长。十二楼前灯似火,四平街外月如霜。”宋朝还有官员派发利是、君王与百姓同赏元宵;甚至有恐怖色彩,刑狱机构利用灯饰、图像演绎狱户故事或陈列狱具等,发展成最热闹的世俗狂欢节。“倾城出宝骑,匝路转香车。烂熳唯愁晓,周游不问家”,成为传统社会元宵节里最不同寻常的一道风景。除了元宵节,无论是在其他重要的传统节日里,还是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,都是不可能出现这些狂欢的喜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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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,它突出表现在元宵节活动时间的开放性上。

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是我国封建传统社会最基本的生活时间规范,但元宵节期间这个规范被“停滞”了。政府对宵禁的取消,在时间上给了人们欢庆元宵节更宽松的自由。宵者,夜也,元宵节的活动重点是在夜里。月亮在夜晚才明,灯彩在夜晚才美,烟花在夜晚点燃才能大放异彩。在元宵节期间的人们,日落之后不再是像平常那样安静地躺下来睡觉休息,而是激动地跑出去参与各种社会娱乐活动,而且还忘记了“息”,通宵达旦、不分昼夜的在娱乐活动中“作”,“欢乐无穷已,歌舞达明晨。”我国自古就有城市实行宵禁的做法,即到了夜晚某个时候,必须关闭城门,不许进出城门,不许在城中行走。但自隋唐起,这个宵禁的规定在元宵节期间被取消了。明太祖时明文规定:元宵节时“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,五城兵马弛夜禁”,放节假、驰夜禁,在时间上给了人们欢庆的充分自由。“金吾不禁夜,玉漏莫相催。”同时元宵节的假期,也愈放愈长,汉代一天,唐代三天,宋代五天,明代更是自初八点灯一直到正月十七的夜里才落灯,整整十天,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灯节,与春节相接,白昼为市,热闹非凡,夜间燃灯,蔚为壮观。清代虽缩短到四至五天,欢庆内容却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舞龙、舞狮、跑旱船、踩高跷、扭秧歌等“百戏”内容,使欢庆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厚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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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,它突出表现在元宵节活动空间的突破性上。

在古代传统社会,官方是十分强调城乡之隔、男女之防、贵贱之等、雅俗之别的,在人们活动的空间上是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和禁令的,但在元宵节期间,这些“规定和禁令”都被官方给主动“冻结”了。这样一来,人们在元宵节活动的空间上就有了充分的自由,平时夜晚通常只能呆在乡村的农民们就可以来到城里,平时夜晚不能在街上任意行走的人也可以“随意所之”、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了,平时一到晚上只能待在家里的,也可以像白天一样走出家门。暂时拥有了全方位行动自由的人们,顺利地实现了对平常活动空间的突破。在元宵节期间,家,这个人们在平日傍晚时分必须要回来的地方,在元宵节期间却变成了要离开的地方;户外,这个人们平日傍晚时分要离开的地方,在元宵节期间又变成了要回归的场所。因为元宵节,人们的活动场所由私人空间转换到了公共空间,由在分散的千家万户转到到集中的繁华闹市,由个人走向集体、由家庭走向社会。而这一活动空间上的突破,根本原因在于元宵节的一系列欢庆活动,包括张灯结彩、燃放烟花,赏月走桥、观灯猜谜、耍龙舞狮、踩高跷划旱船、扭秧歌唱百戏、打太平鼓等等活动,无一不需要安排在街衢、集镇、舞台和广场等等空间更广阔更适合于群体聚集的地方,也只有在户外更广阔的空间举行才能游刃有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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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,它突出表现在元宵节活动“规矩”的民主性上。

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,专制是铁定的,国家的法律制度和规范,是用来专门管理平民百姓的行为,约束平民百姓的活动的。比如官民之别、男女之防、城乡之隔等等。然而这一切在元宵节期间却被“破坏”了。元宵节期间的活动规矩不再由官方“钦定”,而是由举办主体共同商量决定。活动规矩制定的民主性,一方面表现在,活动的内容反映了最基层民众追求自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体现了自由轻松、热烈奔放、快乐浪漫的节庆主调;另一方面,表现在将平时拿不上台面的事儿“合情化”。比如把平时违法的“偷窃”活动合情合理化,不但官方不理睬,而且偷窃者被骂不仅不觉得难为情,还认为这是好兆头。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金元时期,元夕“三日放偷,偷至,笑遣之,虽窃至妻女不加罪”,人们不仅可以盗物,还可以偷人。类似的习俗在广西、广东、福建、台湾、江西、江苏等地都有流传。台湾待字闺中的女子以偷得他人葱菜为吉,谚曰:“偷得葱,嫁好公;偷得菜,嫁好崽。”“未配之男”更以窃得他人墙头的老古石为吉,谚云:“偷老古,得好妇。”妇女如果窃得别人家的喂猪盆,并遭人诟骂,认为是生男的兆头。可以偷灯盏。宋代陈元靓《岁时广记》卷十二《偷灯盏》解释当时人在元宵节偷灯的原因时说:“一云,偷灯者,生男子之兆。”这里“灯”谐音“丁”,就是男丁。这样一来,偷灯象征着生育儿子,偷灯就是祈求子嗣绵延。根据同样的道理,观灯也具有求子的涵义。于是,古代妇女出门观灯便名正言顺了。一直到民国时代,各地多有送灯给那些无子家庭的习俗,祝愿他们添子孙。清代还有摸城门门钉的活动。钉,也谐音“丁”。人们希望通过摸门钉而祈求生育儿子。台湾民间妇女在元宵节期间,都会刻意在灯下游走,希望“钻灯脚生卵葩”(即钻到灯下游走,好生男孩)。这些看似不合情不合理的事情,在元宵节期间却奇异般的变得合情合理了。

元宵节中的狂欢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秩序、制度规范的一系列颠覆和突破来实现的,这些突破使身处其中的人们获得了巨大而难得的暂时自由。 这种自由尽管是暂时的,却激发了所有人的热情和活力、智慧和创造力,让元宵节成为不分男女、不分老幼,不分阶层、不分官民,不分区域、不分城乡的一种全民狂欢活动,每个人可以在活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释压方式、快乐形式和自由路径,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狂欢精神,把各种元宵活动的声势“闹”得更大,成为了真正的“闹花灯”“闹元宵”!

这种亿万国人自由、热情、奔放、张扬和快乐的闹元宵,完全可以与巴西、德国等西方国家的狂欢节相比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,元宵节作为“狂欢节”的特质在城市中逐渐淡去,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对婚姻幸福、家庭美满、自由民主的热切期待却没有改变。元宵节之所以得以传承,是因为这个节日所蕴含团圆、和谐和追求自由的文化意义,这些都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也是我们的美好期盼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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